爱马仕继承人 150 亿美元资产消失：一场长达二十年的财富崩塌

爱马仕家族成员 尼古拉·普埃奇（Nicolas Puech） 最近意外成为舆论焦点。原因并非商业成就，而是一桩极为罕见的财富事件——他名下价值 150 亿美元的爱马仕股份，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被悄无声息地转移出去，而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察觉。

这并不是一桩传统意义上的诈骗案，也不是金融黑客的高科技犯罪，而是源自一个看似普通的决定：将自己的资产完全托付给一位长期合作的财富经理。

从“节税方案”开始的风险伏笔

故事从 1999 年开始。为了优化税务结构，普埃奇在财富经理埃里克·弗雷蒙德（Eric Freymond） 的建议下，将法国的记名股份换成瑞士的 无记名股票。

无记名股票最大的特点，是“谁持有，谁就是所有人”。它在法律上是合法工具，但也是最缺乏透明度和追踪性的资产形式。

与此同时，普埃奇又签下了全权委托协议，允许财富经理代他处理各类事务。这种安排在高净值人群中并不少见，但当资产本身又缺少登记制度时，风险便被进一步放大。

当时一切看似合理，却悄悄埋下了未来的隐患。

资产被掏空的十五年：从缓慢切割到彻底抽离

从 2008 年起，这位财富经理开始有计划地出售普埃奇的股份，其中相当一部分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流向了 LVMH 集团。

在外部看来，这些变动并未留下明显痕迹，因为无记名股票没有标准的登记链条，他也掌握着全部操作授权。

为了让资产转移不被发现，他还搭建了复杂的跨境结构：卢森堡空壳公司、股权互换、离岸账户，再配合伪造的财务报表，让普埃奇看见的“资产增长”不过是一块块粉饰出来的幻象。

更严重的是，他切断了普埃奇与外界的沟通，拦截信件，使信息完全被锁在他掌控的范围内。

这不是一次性侵吞，而是一场持续多年的“慢性失血”，直到资产几乎全被掏空。

真相暴露：只剩 60 万欧元时，他才意识到问题

2022 年，普埃奇准备给自己的园丁转一笔小额费用，才发现账户里资金不足。

随后的审计像重锤一样落下：

原本价值 150 亿美元的股票已经全部转移

名下可动用现金只剩60万欧元

甚至因不存在的股份牵出13亿美元的违约官司

到了这个阶段，他才开始意识到：自己多年依赖的私人信任，实际上是最薄弱的防线。

追责陷入困境：关键人物自杀，巨额资产成谜

2025 年 7 月，弗雷蒙德在瑞士接受司法问询后自杀身亡。随着他的离世，许多操作链条被切断，资金流向很难完全追踪。瑞士法院因存在“自愿授权”而未认定诈骗，LVMH 则声明自己属于善意购买。

跨国资产追讨本就困难，如今更是无从下手。这位曾经的家族巨富，不得不依靠亲友支持维持生活。

这起事件真正揭示的，是“私人信任模式”的不可承受之重

普埃奇虽然是个极端案例，却暴露了很多富裕家庭都会下意识忽略的问题——当财富规模足够大时，仅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性。

他的资产被转走，并不是因为法律工具本身不安全，而是因为资产结构完全绕过了制度化的监管：

无记名股票缺乏追踪，全权委托缺乏制衡，财务信息缺乏强制透明，而监督机制几乎不存在。

当一个人同时掌握“操作权 + 信息权 + 解释权”，任何系统性风险都可能被放大到灾难级别。

也正是因为这个事件，人们才重新讨论一种古老但仍然有效的制度工具——信托。

并不是说信托能阻止所有风险，而是因为它可以在制度层面解决本案中暴露出的核心问题。

为什么在类似风险面前，信托的结构更稳固？

将普埃奇的经历反过来看，就能理解信托的价值在哪里：

资产放入信托后，会在法律上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个人资产分离，不再是“谁拿着文件就归谁”。

受托人承担严格的法律义务，必须按既定目的管理资产，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愿操作。

即便是无记名股票进入信托，也需要正式登记，资产变动受到法律审查。

引入信托保护人，可随时监督受托人行为，不能再出现“信息被完全封锁”的情况。

信托要求独立记账和分开管理，使跨账户、跨公司暗中调拨变得困难。

与“依赖个人”不同，信托依赖的是制度本身。

对于跨国家庭结构来说，它更能提供清晰的权属、透明的监督以及必要的制衡。

普埃奇的故事残酷却发人深省。他并不是因为挥霍或经营失败，而是因为在关键处选择依赖个人，而不是依赖制度。

巨额资产的脆弱，不在于风险本身，而在于没有为风险预留机制。

高净值家庭常说“我信得过某某”，但事实证明——

制度化的结构，比任何个人关系都更可靠。